审讯时，犯罪嫌疑人若是受到诱导性审问，其思维和记忆很有可能受到干扰，最终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犯下了某件（事实上不存在的）罪行，酿成了冤假错案。最近一项实验室研究证实了这种现象：实验中，研究人员仅仅花了几个小时，就成功地使得已经是成年人的被试相信，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犯下过持枪袭击他人的罪行（事实上这段经历子虚乌有）。这项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《心理科学》期刊上，显示人们会将听到过的、关于自己的故事“内化”（internalization），（把虚构的故事）当成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，甚至还能够提供具体的细节描述！

“我们的研究显示，想要让一个人产生虚假记忆，出乎意料地容易。而且，关于这段虚假记忆的所有细节都栩栩如生，简直跟真的一样！”主要研究者、英国贝德福德大学心理学家Julia Shaw表示，“在为时三个钟头的、气氛友好的面谈中，采访人（研究人员假扮的）采用一系列技巧，成功地令受访者（大学生被试）相信自己曾经干了些蠢事。”

Shaw和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Stephen Porter一起开展了实验。首先，她们与被试的监护人取得联系，让每个监护人填写了一份问卷，以了解在11~14岁时的少年被试可能干过些什么事儿，细节越具体越好，并要求监护人不要让被试知道这份问卷的事。

接着，Shaw和Porter从所有人当中挑选了60名学生作为正式实验的被试——这60个人此前没有过任何犯罪记录，满足实验条件（被试必须是清白的）。研究者要求这些被试每隔一周过来实验室参加约40分钟的面谈，总共来三次。

第一次面谈时，采访者（研究人员）告诉了受访者（被试）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真实发生过的，另一件是虚构的。一部分被试听到的虚构故事是犯罪性的，比如年少时候的自己曾经持枪袭击他人、盗窃财物之类，还惊动了警方；另一部分被试听到的虚构故事则是情感性的，比如年少时候的自己曾经受过伤、被狗咬、丢过钱之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采访者在讲述虚构故事的时候，故意添加了一些真实的细节进去，这些细节是从对被试监护人的问卷调查中得知的，发生时间恰巧在被试的少年期。

（译者注：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监护人在问卷里写道，“小明在13、14岁的时候喜欢穿紫色裤子”，于是采访者在讲述虚构故事的时候，告诉被试，“你那天穿了一条紫色的裤子，口袋里揣了一把枪……”，使得虚构故事听上去显得更加可信）

采访者说完以后，要求被试解释“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”，当被试解释虚构事件遇到困难的时候（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那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），采访者会谆谆善诱，鼓励被试“无论如何，试一试呗”，“想起多少细节，就先说多少细节”、“通过特别的记忆策略，一定能够想起来更多细节的”。

第二次和第三次面谈时，采访者继续要求被试回忆那两件事（真实发生过的事，虚构的事），并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对那两件事回忆的质量，比如对“直到今天，那件事仍然历历在目”、“我很有把握那件事情发生过”之类的陈述句打分。

三次面谈结束后，实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：

得知自己年少时候“犯过罪”的被试当中，有71%的人产生了关于那次犯罪的虚假记忆——换句话说，30人里面有21人相信自己真的犯过罪；

得知自己年少时候“袭击了他人”的被试当中，有55%的人甚至能够清晰地回忆出来当时与警方交涉的具体细节（事实上他们根本没犯过罪，更谈不上与警方交涉了）——换句话说，20人里面有11人为自己的不存在的记忆增添了丰富的细节；

得知自己年少时候经历过“情绪性事件”的被试当中，有76.67%的人信以为真。这样看来，无论虚构事件是“犯罪性”还是“情绪性”，被试都一样容易产生虚假记忆。

Shaw和Porter推测，在虚构事件当中添加真实信息，比如好朋友的名字（当然这些真实信息是从对被试监护人的问卷调查当中得知的），能够使虚构事件显得更加“接地气”，进而增强其可信度。

“这样一来，人类（与生俱来的）不靠谱的、易于重构的记忆机制，便会生成新的、事实上不存在的虚假记忆，”Shaw表示，“在我们的实验中，对于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犯罪事件，被试甚至都能够想得出来清晰具体的细节！”

尽管如此，在对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回忆上，被试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：相比虚构事件，在回忆真实事件时，被试想起来的细节更清楚，并且更有把握。

总体而言，这项研究显示，人们很容易将虚假记忆“内化”，把本不存在的事件当做是发生过的事件，这表明了我们的记忆是多么不可靠！

“（只要诱导手段运用恰当）想要让人们产生情绪性甚至犯罪性的虚假记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”Shaw表示，“这样研究发现在司法领域意义重大，无论是在审讯犯罪嫌疑人、询问目击者，还是在警察执法、法庭审判之类的场合，虚假记忆都有可能干扰司法程序和结果。此外，在其它领域诸如心理治疗、工作面试等，虚假记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”

“承认‘虚假记忆’现象的存在，理解正常人也会产生‘虚假记忆’，是消除‘虚假记忆’可能带来影响的第一步，”Shaw说，“我们希望，通过向人们展示‘不恰当’谈话技巧可能造成的危害（即令受访者产生虚假记忆），能够令采访者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，并转而采用更‘恰当’的谈话技巧。”

“对采访者角色特质以及采访技巧的进一步研究，或许能够有助于提高谈话质量，减少产生‘虚假记忆’的风险。”Shaw和Porter最后总结了未来的工作方向。